编者按

农业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人民安居乐业，事关全球经贸发展与气候变化等。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国历史的脉络特点、中华文化的认同传承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当予以重视和深入研究。本刊特邀请历史地理和农业考古等领域的四位专家，分别从驯化与农业起源、水稻与中国历史地理、干旱区传统灌溉技术与古代农业空间格局拓展、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探析历史时期的中国农业发展、农业技术及其对历史变迁、社会治理的影响等，以期从中获得经验与启示。

驯化与农业起源

李水城（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农业产生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距今一万二千年到一万年间，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进化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农业的起源阶段。全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高峰期在距今2.1万年到1.5万年期间。冰期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体现在文化方面，如石器标准化、宗教仪式出现、社会网络系统扩大，还包括农业出现以及其后定居社会的出现、陶器等各类加工工具的出现。

人类从漫长的狩猎采集社会开始进入驯化农业阶段时，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变革，即“广谱革命”形态的出现。其生态学解释是：人类从以往利用“k-选择资源”（大型动物，增长潜力有限，过度利用将导致资源枯竭）转向“r-选择资源”（小型物种，潜在产量高，不会因开采而导致资源枯竭）。气候的变化使诸多大型动物灭绝或改变活动范围，人类不得不在渔猎采集之外寻求新的更稳定的食物来源。

何谓“驯化”。以选择为先决条件，导致动植物生长和繁殖被人类活动改变，在动植物与人类之间发展出的一种共生关系，就是“驯化”。而通过能动生产获取的食物数量超过一个社会所需食物的一半以上，驯化的动物已不再被限制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的范围之内，这样的量化程度才能说是进入驯化阶段。

人类对植物的驯化是一个非常缓慢、复杂的过程。首先是野生种作物的栽培和获取，之后才能进入真正的驯化阶段。而包含有部分驯化作物和需要系统耕耘的谷物生产系统的出现，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驯化。驯化的标志是什么？以大麦为例，野生形态的大麦具有防卫性、扩散性，驯化形态的大麦防卫性消失，尺寸变得较大，生长比较稳定且具有同步性，自身授粉迅速萌芽，这是从形态学看待农作物的驯化过程。

驯化及农业起源的探索与实践。欧洲学者早期对农业和驯化产生的理论探索是“农业带状分布说”。该理论认为，从极地到热带，依次分布极地猎人、游牧群体、犁耕农民、游牧+狩猎采集民族、热带种植者+狩猎采集民族。20世纪以后，植物学、遗传学和农学开始探索农业起源，苏联科学家瓦维洛夫对植物学、遗传学和植物种群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在植物分类和分布的基础上，他描绘总结出7个驯化中心，包括热带南亚中心、东亚中心、西南亚中心、地中海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中美洲中心、安第斯（南美洲）中心。但植物学的结论并不能解决真正意义上的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考古学的介入。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最早提出“新石器革命”的理论。农耕的出现、家畜的饲养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发生在近东地区，因此这一地区是探讨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多学科综合研究逐渐成为农业起源的基准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中美洲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他认为在农业的初始阶段并未伴随出现定居村落、陶器、磨光石器等被柴尔德列为“新石器革命”的基本要素。因此，麦克尼什提出农业的起源并非一场革命，而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

世界上的七个驯化中心。通过考古学的发现、研究和不懈探索，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世界上一共分布着七个重要的驯化中心，包括亚洲西部两河流域、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凡纳地区、北美、中美、南美，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亚洲西部两河流域，包括西面的黎凡特地区与东面的扎格罗斯山地，都是非常重要的农业起源地区，尤其是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黎凡特地区。该区域原产野生大麦、一粒小麦。麦类的驯化谱系，通过在近东地区大量的考古学、植物学、遗传学、基因学的研究，发现是从一粒小麦到二粒小麦，再驯化到六粒小麦。农业在近东地区出现以后向外扩散，呈现出向西北方欧洲波浪式的传播，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5000余年时间。非洲地区的农业是从黎凡特南部沿地中海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的，但是非洲本身也有本土农业，主要出现在撒哈拉沙漠南面的萨凡纳地区。非洲本土农业的品种以珍珠粟、高粱、非洲稻为代表。美洲地区驯化的农作物种类非常丰富，可以占到我们今天食物种类的60%，对世界作物品种的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南瓜、玉米、马铃薯、向日葵、花生及豆类作物都来源于此。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主要在中国境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驯化作物是水稻，湖南南部道县的玉蟾岩和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最早的水稻籽粒，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8万年至1.6万年左右，同时还出土了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陶器。距今1万年左右，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种植已经相当普及。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水稻籽实及种植水稻的农具。黄河流域及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区也是重要的驯化中心。旱作农作物粟的祖本植物是今天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的狗尾草，黍的祖本应该是当时在北方地区生长的一种野生黍。油料作物大豆也是东亚地区驯化的重要农作物。北方地区的考古遗址不少出土有碳化的黍、粟、大豆、大麻。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驯化中心，即东南亚及大洋洲地区。该地区处于热带海洋的岛屿，人们大量食用块茎作物，如薯蓣、芋头等。

根据以上考古新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业的起源并非局限于世界个别地区，而是在世界若干分散地区独立产生出特有的作物品种。而农业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定居农业社会的转变。

驯化及农业的影响。地球上生长约200000种可食用的植物，其中2000到3000种曾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200种曾被人类驯化。地球有70%的耕地种植谷物，谷物为人类提供的热量占50%。但农业并非人类向往或情愿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人类在一种外力作用下迫不得已的变革。一些学者对此抱有负面看法。但是，驯化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人类历史上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阶段完全依赖大自然，而驯化活动以及农业的诞生使得人类从单纯依赖自然界供养转向主动创造和索取，使得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指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三次巨大浪潮的第一次。距今4500年前后，人类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正反映了驯化与农业诞生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干旱区传统灌溉技术与古代农业空间格局拓展

张景平（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

一般而言，农业生产需要依赖三大自然条件，即光热、土壤与水分。我们的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改造农业生产中水分条件的办法——灌溉。都江堰、郑国渠等位于“胡焕庸线”右侧湿润半湿润地区的著名灌溉工程以保障农业稳产高产为主要功能，而西北部广袤干旱区的水利工程更是事关农业的生死存亡。具有鲜明特征的干旱区传统灌溉技术，确保中国农业生产在亚欧大陆腹地不断发展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仅以河西走廊为例对此略加讨论。

干旱区传统灌溉技术的构成

干旱区传统灌溉技术包含三个主要内容，即作为基础的渠首技术、作为主体的渠道技术、作为关键的控制技术。

渠首，是将河流、湖泊等天然水体引入人工渠道中的工程设施。以树木、柴草固定沙石形成的简易埽工渠首是干旱区运用最为广泛的渠首修筑方式，至迟在唐代已见于敦煌文书。石囷堆垒式渠首是明清河西走廊及新疆部分地区长期使用的另一类典型渠首类型，系利用红柳或芨芨草等本地植物编成空心笼子，填装卵石后堆叠形成壅水与导水建筑物，原理接近早期都江堰施工中的“卵石竹笼”。河西走廊另有一种塘坝式渠首，用于拦截并存蓄涌出地表的泉水。其方法是寻找根系发达的草本植物并连根拔起，然后将附着泥土的草堆叠筑成坝，草根起到巩固泥土的作用。总体而言，河西走廊渠首技术发展缓慢，从公元14世纪后逐渐落后于中原。

渠道是灌溉技术的主体。河西走廊乃至新疆大部分区域的渠系平面分布呈现叶脉状而非网格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区域农业生产较少考虑排水问题，另一方面则与水权制度有关。该区域至迟从唐代开始，即有着与赋役直接相关的严谨水权制度，渠道一旦出现交叉则不易计算水权。在具体工程形制方面，明清以来引水隧道的广泛应用则是中国干旱区传统水利技术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新疆吐鲁番等地是引用地下水的坎儿井，在河西走廊则为引用河川径流的洞子渠。

灌溉技术中，控制技术直接涉及水量分配，事关灌溉活动的公平效率。明代后期以来，河西走廊的水利控制技术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观的水量划分技术，二是灌溉时长控制技术。前者的代表是镶坪技术，即在多条渠道的共同引水处修建宽度不一的等深渠口，渠口宽度比例由其灌溉土地所承担赋税的比例决定，多用于灌区分水；后者的代表是点香法，即在轮流浇灌之时点燃香火，用其燃烧时间的长短确定各户的灌溉用量，多用于农户的田间日常灌溉。

传统灌溉技术对干旱区农业生产的制约

从技术角度看，传统灌溉技术对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干旱区农业生产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小制约。第一，传统渠首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耗费。河西走廊诸河河道变更频繁，修建顺河渠首易导致屡弃屡修，故自汉代以来首选拦河渠首。但拦河渠首工程浩大，又缺乏中原“条石—桩基”式的永备工程基础，每年要多次抢修。干旱区人口本就稀少，渠首修造占用的人力资源远超过正常的耕作活动，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水利之上而无法转移至其他领域。第二，对渠系的依赖，限制了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在河西走廊，每一块小的农田都会归系于一个大的渠系，遵循非常严苛的灌溉规则。这一体系无法实现差异化的灌溉，灌溉规则只能以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为依据。本来河西走廊非常适宜瓜果种植，但灌溉要求更为灵活的瓜果必须在有特殊水权的地区方能种植，因此一段时期内并不普及。第三，因缺乏调蓄手段，内陆河下游农业开发无法持续进行。最典型的例子是黑河最下游的居延海地区，其农业开发自汉代始，中经西夏、元代，至明代完全荒废。当今研究者多归咎于上游农业导致下游河水断流，其实下游河道并非终年无水，只是灌溉季节无水；如能将非灌溉季水源贮存，情形会大不一样。正因为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河西走廊传统水利的技术潜力至晚清民国时已挖掘殆尽，农业衰落、社会凋敝。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河西走廊开始兴建永备化渠首、机井灌区以及大中型水库，成为中国较早拥抱现代水利的地区，其农业发展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灌溉技术的空间塑造作用

在以河西走廊为代表的中国西北干旱区，灌溉技术为服务农业生产而诞生，但其空间塑造方面的影响则大大超出农业领域。以大型自流灌区为载体的传统灌溉技术，直接导致了大面积农耕绿洲的形成，不仅深刻塑造了农业格局，也影响了该区域的社会发展与治理格局。

河西走廊天然绿洲具有宜农、宜牧的双重属性，泉水涌出带宜发展小规模原始农业，湿地则适合畜牧。且这些绿洲未经过人工塑造时常常夹杂斥卤砂砾，内部并非连续均匀。汉代以来，国家力量开始在这些绿洲兴建大型自流灌区，并在明清达到高峰。通过排干沼泽、润泽荒滩，使得分散的天然绿洲化为连片良田，绿洲彻底田园化。河西走廊大面积农耕绿洲的形成对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两个游牧版块起到了更为明显的阻断作用，农耕化的绿洲湿地不仅使得长城防线更为稳固，还成为民族融合的新型熔炉。

大面积农耕绿洲的出现也为河西走廊社会的“中原化”创造了条件。雄厚的农业基础是郡县制的保证。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地区相较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距离中原更远，但是郡县制进入青藏高原远比进入敦煌困难，原因之一即在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某些区域无法发展规模化的农业，适用于农业人口管制的国家机器无法展开。而大面积农耕绿洲依赖的复杂灌溉系统，构成中原化基层治理体系存在的依据。唐代敦煌地区，赋役的征发有赖“渠头”“堰头”之类的水利人物，明清河西走廊则有与里甲制度深度融合的水利共同体，国家权力网络始终附着于灌溉网络之上掌控着地方社会。

农业为国之根本，西北边疆干旱区的农业开发，有赖于灌溉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治水、兴农、固边”三位一体。在灌溉技术的支持之下，中国农业的空间格局得以拓展，进而影响到区域发展与治理格局。从河西走廊的实例中可以看出，灌溉技术本身可以作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深度参与历史的塑造。

从广度开发到深度开发

——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韩茂莉（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之一，长期的农业实践不仅摸索出一套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并通过可持续性农业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尽管古人没有提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却在实践中将其精髓贯穿始终。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古人提倡的天、地、人三才理论，该理论以人为主导合理协调天、地、水土与农作物的关系，保证了农业持久稳定发展，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支撑在于以下三方面。

因天时、顺地利，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形式

土壤是农作物养分、水分的供应者，供给与消耗，农业生产中的往复循环，使中国古代农民不仅掌握了辨识土壤的技术，也致力于施肥、用肥、因地制宜利用土地。

辨识土壤是利用土壤、改造土壤的前提，古人辨识土壤来自两个方面，辨方是立足于整个国家，着眼于宏观尺度认识土壤性状。最早的辨方出自成书于战国初期的《禹贡》，《禹贡》划天下为九州，并依宜农状态，分九州土壤为九等。物土侧重于种植农作物的每块农田。先秦诸子有关物土的论述很多，其中《荀子·王制》称：“相高下，视肥[~符号~]，序五种……治田之事也。”而物土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安排农作物，根据土壤性状确定与农作物的对应关系。

从选择利用土壤到改良土壤。中国早期农业属于轮荒耕作制，人们将土地分成几块，土壤肥力通过轮流撂荒而自然恢复，农作物也在撂荒—耕作循环中不断更换土地。大约从春秋以后土地进入连续使用，人工补充土壤肥力出现。《周礼》《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书记载，最初补充土壤肥力的办法，是粪种而不是粪地，即将粪汁裹在种子上。粪种的肥效只在种子萌生阶段，针对农作物的全生长期，随之出现了粪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施肥。

施肥的前提是积肥，宋人陈旉《农书》提到牲畜粪肥以及“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外，河泥可为上乘。且“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浸，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甃以砖甓，勿使渗漏。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藁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宋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转向江南太湖平原一带，这里也成为精耕细作典范之区，宋人秦观曾有这样的感慨：“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吴、越、闽、蜀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积肥之后，如何施肥同样重要，陈旉《农书》谈道：“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用粪讲究因时、因地、因作物合理施肥。

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土壤只是农作物的立足之地，农作物每粒种子都带着地理信息，因此择水土之举，不仅起步于农业肇始阶段，也贯穿于全部发展历程。每方水土都有属于自己的农作物，建立作物与水土的对应关系就是因地制宜。而这样的举措早在春秋时期的农事活动中就已存在，从那时推向后世，遍及全国各地。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

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是支持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施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选种、育种、耕作、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当代耕作学中的主要内容，古人都早已纳入实践，并成功地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文献《吕氏春秋》提出一连串问题，几乎包括了农耕生产所有环节，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民早已思考且正在进行的实践。

自《吕氏春秋》之后，西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将耕作的各个环节逐次呈现在人们面前，其中“耕”是传统农学的核心，伴随耙地、耢地、水田耖地等系列操作以及施肥，将为农作物营造立足之地视为重中之重。若概括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大半用力于土，另一半用力于作物，且通过除草、耘田、追肥、灌溉完成，其中的劳动不只有“锄禾日当午”，各个环节贯穿于每个农时。

从广度开发到深度开发的农业种植制度

广度开发为土地拓展，深度开发为以轮作为核心的复种。中国古代农业实行的轮作包括：以增加收获次数为目的，同一块土地实行一年多熟制以及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的轮作。

轮作有两种，一是以维护土地性能为目的进行轮作。一块土地连年种植同一种农作物，吸收的营养元素一样，土壤会因此而贫瘠。每种农作物都有对应性的病虫害，一块土地连年种植一种作物，就等于提供了某种病虫害的稳定生长条件。轮作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比如禾谷类作物对氮、钾的吸收量较多，而对钙的吸收量较少，豆科作物却正好相反，实行这两种作物轮作可以成功地均衡土壤养分。《齐民要术》指出：“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按照谷类作物与豆科作物对土壤养分的需求，这两类作物轮作正好构成养分互补。二是以提高收获次数为目的进行轮作。农业生产为民生提供了衣食，而人口也在农业的滋养下不断繁衍。满足增殖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扩充土地是一种途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农作物的多熟制也是一种途径。

轮作需要知天、知地、知农时，对于天、地、农的认识来自农民的劳作，而实行轮作则取自人们的需要。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在今山东一带实行，并逐渐盛行于华北地区。与北方两年三熟制比较，南方实行一年两熟稻麦轮作，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水稻本是水乡环境的物产，实行稻麦轮作就是在水田中植入旱地作物，这样的水旱轮作方式，即使在今天世界主要植稻区也十分罕见。依凭一年两熟的轮作，江南不仅获得两季收成，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而且推动农业技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长江流域自秦汉以来一直实行“火耕水耨”的易田制，土地利用率最多50%。“安史之乱”后北方人一路南下，人口压力推动江南土地利用率从50%发展到100%。土地连作后，采用北方稻田盛行的“拔而栽之”的复栽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插秧技术。水稻在农田中的占地时间为5至8月，冬小麦为9至5月，稻麦两种作物在时间与空间上正好填补了彼此空白，为改变南方平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与轮作制度创造了条件。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不仅将江南的土地利用率从100%提升到200%，也使农作物的产量翻了一番。太湖平原在一年两熟稻麦复种轮作的支撑下，有着超乎其他地区的富庶，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人口史研究告诉我们，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口从两千万、五千万到八千万、一亿，至清嘉庆年间达到四亿，人口繁衍的背后是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品。这一路攀升的人口数字证明了中国农业与农业技术的成功。在工业社会没有到来的几千年中，农业成就了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

水稻与中国历史地理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使长久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认知受到了挑战。其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四五千年到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的支柱和特色。古史记载、野生稻的分布、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都已证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良渚文化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

稻米参与了黄河文明的建构。自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最先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现稻壳痕迹以来，在距今9千年至距今4千年，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史前遗址中，多有水稻遗存的发现，其中包括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最早的中国”的山西陶寺遗址。历史记载表明，大禹治水时就已将水稻种于卑湿之地；甲骨文中已有“稻”字的存在；《诗》《书》等早期文献对稻也多有提及。

起源于万年前的水稻，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到距今千年左右的宋代，成为继小米和小麦之后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最近五百年来，虽然受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挑战，其优势地位仍没有被撼动。稻米在国计民生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水稻主产区的中国东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后来国家税收向稻米迁就，原本是九月一日起征的秋税，因为“粳稻须霜降成实”，改为十月一日始收租。国家法定的计量标准因稻米而改变，原来以黍为基准的度量衡已部分地为稻米所取代。依靠稻米养活的人口也日益增加。到明末，已经形成“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的局面。

稻米极大地影响了人口的数量和素质。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定的瑷珲—腾冲线，其东侧占全国36%的国土和96%的人口分布，与水稻的分布基本重合。

稻米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心理，甚至对国家版图起到某种形塑作用。宋代以后，南方人在排斥小麦等外来作物的同时在北方积极推广水稻种植。从汉代开始，长城内的人们就想到用种植水稻的方式来阻止北方骑兵的南下。例如，东汉张堪在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余顷，宋初何承矩、黄懋等人在河北引水种稻，明代长城沿线的宁夏、陕北、晋北、河北、天津等地试种水稻。虽然这些努力所形成的阻隔作用有限，但水稻的分布却极大影响了国家和政权的疆域。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再到宋金议和，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是稻米主产区，而淮河以北则是以游牧和旱粮作物为主。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以后，南稻北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固化了南北之间农作上的差异，于是主粮作物的不同就成为中国南北划分的依据，“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

但地域上的南北划分并不能阻止水稻对淮河的突围。从起源的那天开始，水稻就不断北上，在参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构建及中国北部边疆巩固的同时，稻作技术也在北方发展起来。稻田人工灌溉技术、盐碱地（斥卤之地）种稻技术、稻田水温调节技术，甚至水稻移栽技术等都首先见于北方文献记载之中。10世纪以后，受到北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南方稻作技术，在有识之士倡导和国家政策鼓励之下，经过多种方式由多种路径传入北方。一些地方如山西晋祠、北京京西和天津小站等，受传统文化、皇家政治和军事屯田等的影响，稻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历史上，水稻生产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宋真宗、康熙等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参与到水稻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中，占城稻和御稻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康熙还把御稻品种种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结束了长城以北不种水稻的历史。

《光明日报》